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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剑斋中研修武学 马明达:当代武术古籍收藏家

[日期:2011-05-04]   来源:南海网-南国都市报    作者:KungFu   背景: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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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43年生,回族,祖籍河北沧州,出身于著名的武术家族———马氏通备武学世家。运动员出身,靠自学考进甘肃师大历史系,毕业后从事武术教学工作。1978年考为兰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,后留校工作,曾任敦煌研究室副主任、校古籍研究室主任等职。1993年调暨南大学至今。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、回回民族史和中国武术史的研究,有《说剑丛稿》、《武学探真》等著作。因为对古典武艺有独到研究,又熟谙武学文献和各主要流派的技艺,被少林寺聘为唯一的武学指导,还担任国际性的武术学术刊物《中华武学》的总编辑。

  “在广东藏书真不容易。”这是采访中马明达最感慨的一句话。

  十七年前,从甘肃移家岭南,对南方的潮湿了解不多,许多珍贵的名人字画、碑刻拓本和明清古籍都遭到虫子的侵蛀,损失惨重。“这里的蠹虫比西北的大得多,还有一种叫不上名字的小黑虫子,专喜欢咬裱装过的碑帖字画,所以我收藏的碑帖损失最严重,其中有些是珍贵的丛帖和稀有拓片,还有一些名人字画,有的竟被咬得千疮百孔,惨不忍睹,只好狠狠心扔掉算了。”他无奈地说。

  为了保护藏书,马明达把许多重要的线装书和碑帖又运回兰州。尽管如此,位于广州暨南花园的二百多平方米的住房里,仍有近三万册藏书,主要是历史和书画类图书;他还另有一套房子放置体育类图书,特别是武术书,约一万多册,主要归儿子马廉祯管理。

  说剑斋中研武学

  书房里,一块刻着“说剑斋”的棕色牌匾,醒目地搁在书柜上。马明达说,“说剑”二字出自《庄子·说剑篇》,上世纪80年代初,谢国桢开玩笑说,马明达是文人好武,就如同庄子说剑。马明达说,“司马迁说剑‘内可以治身,外可以应变’,是兵器,也是人格的象征,古人用之‘比德’的物品,除了玉,就是剑,剑是‘与道同符’的宝器。”于是“说剑”就成为他的斋号。

  出身武术世家的马明达,自幼就与武学结下不解之缘。父亲马凤图、叔父马英图是民国闻名的武术大家,当年有“马氏双雄”之誉。马明达弟兄四人,在武术界被推为“马氏四杰”。

  在他的书房中,各种书籍重重叠叠挤满了书柜,有些高架起来,直达屋顶。除了史书和武术典籍,还旁涉中医、书画、古典戏曲小说等,特别是《水浒传》,他藏有几乎所有《水浒传》版本和相关论著。他对美术史有浓厚兴趣,对敦煌艺术情有独钟。遵从常书鸿先生的遗愿,他正从事日记、手稿、书信和大量个人文档的整理研究,“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,将给当代‘敦煌学’带来重要影响”。

  与许多人自小读的是文学类书籍不同,与武学相关的书构成马明达早期的阅读经验。他清楚记得,武术史家唐豪的《少林武当考》、《行健斋随笔》、《武艺图籍考》等,是他认真读过的第一批书。“唐豪以巨大的学术勇气和识见,揭开围绕着少林与武当的重重迷雾,创建了中国武术史学科,启蒙了我对武学认识。”

  武术书有特殊的语言特点,当时他年纪小,解读非常吃力。他一边读,一边向父亲请教。“我找到做学问的门径,并形成自已的学术系统,主要来自父亲的耳提面命,是父亲手把手教我一边练武,一边读书。当然后来还得到许多良师益友的指导和帮助。”

  马明达读书,比较注重书本的实用性。“我原来读书比较宽泛,现在老了,就相对集中到古典精粹上,如《易》、《诗》和《史记》、《文选》等,是经常置之案头的书。我注重看史料类的书,喜欢读稀见的别集,也喜欢读关于当代史的新锐之作。时下学风颓败,许多书华而不实,甚至巧立名目,稗贩转抄。我还是喜欢逛书店,从书店买书,可惜书店日少,去处不多了。”

  从这样的理念出发,我们看到马明达的书架上排放着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宋会要》、《全元文》、《黄宗羲全集》、《列朝诗集》、《周亮工全集》等一些大部头的书,也看到梁启超、胡适、陈寅恪、顾颉刚、吕思勉等史学名家的书。另外,他藏有一批重要的明清和民国武术图书,“我可能是全国藏有武术古籍数量最多的人罢!”马明达笑着说。

  武侠小说是“画鬼”的技艺

  除了武术史外,马明达很喜爱的是美术史。被朋友笑称“二术跑”。

  虽然顶着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帽子,马明达说,他是先学美术史,再逐步进入中国古代史的。他给学生介绍这个经验,希望大家都能有一门专门史的爱好。“美术史是专门史,纵向的连贯性很强,必须要拉通来学,打开断代史的段限,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贯通地认识历史。”

  从书房的装修布置上,可以看出马明达对美术的热爱。墙上挂着张大千的人物、黄宾虹的山水,还有广东收藏大家王贵忱先生的条幅,书案上摆着唐三彩和明代的竹雕笔筒。“张大千的哥哥张善孖先生和我的父亲是盟弟兄,大千先生在兰州时,与先父多有接触,多次送画给先父,可惜大都毁于‘文革’了。”

  马明达的收藏活动是“文革”后重新开始的,由于资金有限,被他形容小打小闹,偶然也有意外收获。“我藏了一批珍稀石刻拓片和碑帖,还有张政烺、谢国桢、马雍的字,相比之下,我更喜欢收藏书籍了。”

  在藏书中,除各种明刊本和清初精刻本图书外,特别收藏应该是一批罕见的日本侵华战争时的画报《支那事变画报》,被锁在柜子里。那是马明达在兰州旧书店里意外淘到的。“里面有大量抗战时期的照片,比如有旧上海、旧广州等城市的面貌,有日兵学雷锋,背着广州老太太作秀的场景等等,对研究那时期的历史很有帮助。”

  然而,马明达话音一转,虽然喜欢美术,但宏扬中华武学,是他目前最重要的学术工作,“武术是我必须要搞的,这是一份家族承接责任,无法推卸的。”

  现在,中国武术境遇不佳的情况,令马明达忧心。“好像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靠和尚、道士在保家卫国、匡扶正义,遗存下来的传统武术,竟被分成少林、武当、峨嵋三大派,真让人哭笑不得,不知从何谈起。”同时,他称除了指导理念和竞技实践上的失误之外,武侠小说和武打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。“小说和影视把武术玄怪化了,甚至妖魔化了。金庸是成就突出的武侠小说家,在武艺上是富有想象的‘画鬼高手’,他笔下的武侠和武艺,与真正的古典武艺没有什么关系。遗憾的是许多人竟以为他写的都是真实的,甚至推许为‘武学巅峰’,还授予什么‘中国武术突出贡献奖’,让人莫名其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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